每次看到某人被打，我都感到悲哀，搞不明白为什么总有人要以牺牲别人的尊严来成就自己的威风，而这威风似乎以只能算是过眼云烟。每次看到有人揭发某人，更让我感到沮丧，人啊人啊，为什么会在一定的环境里无耻到那种程度，连做人的道德底线都不顾，损人，而不利已都愿意。
虽然我对曹仁德的堂客，大家所称的二伯娘没有好感，但对曹仁德却毫无成见，虽然他最终还是找改回了中农的成份，但是，却没有改掉被斗争的命运。他是个老实人，人家要斗争他，他从来不反驳，总是非常顺从，这样做的结果当然也给他带来了好处，没人狠毒地对他，但是，他的后人却总是要低人一等，而且一不小心就成了人家攻击的目标。
曹伯培是曹仁德的大儿子，从小就喜欢吹笛子，把那些流传的几十年的曲子都吹得很熟，特别是旧上京的流行歌曲，以前，谁也没在意，但现在却不同了。有一天，在斗争曹仁德时，一个与曹伯培从小一起长大的人走上台去，揭发曹伯培吹资产阶级的靡靡之音，向往着资产阶级的生活。他还说，曹伯培曾经对他说过，“包谷粑，红苕屎”的话，到现在，我也不明白这话到底是个什么意思，但在当时，却成了他诬蔑新社会，试图复辟的罪证。证据确凿，这已经大大超出了斗争的范畴，曹伯培被判刑七年，差点死在牢中。十几二十年后，当曹伯培谈起这件事时，他告诉大家，其实，那句话是那位朋友自己说的，他只是重复了一遍，自己只是因为没有“金字招牌”，便失去了分辩的权利。这位朋友并没有因为揭发他而得到任何的好处，当然，他也不有得到任何的坏处，正是有着众多的像他那样的人，现实就变得相当的热闹起来。一个大队，一个生产队，只需要百分之五到十的人如此，革命就会变得轰轰烈烈，但这样的结果却是让好多人再也不敢在别人面前，有时甚至是自己的家人面前轻易说出任何的话来，因为我们的语言文字博大精深，可以允许任何人作任何的发挥，说者无心，听者却有意，这不仅是读书人的专利，一个大字不识一个的人同样有着这样的本事，只要社会能给他们机会。
“造反派”的力量越来越强大，市里，队里的当权派大多成了，他们白天工作，夜里接受斗争，有时，还得到其它地方，其它单位接受人民群众的斗争，挂牌子，戴尖尖帽，向伟大领袖，向贫下中农认罪，作检讨。
随着京华来的串连学生的离去，形势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们似乎已经不再那么愿意顺从着“造反派”，他们也会在斗争会上着力为自己进行表白，表达自己对伟大领袖的忠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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