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宋时鄂州城已有平湖、汉阳、竹簰三门，武昌门是否城西第四门？笔者以为否。一个基本的依据在于明代武昌府城之西门仅为平湖、汉阳、竹簰，三者的相对方位，据《湖广图经志书》卷二《江夏县图》可见，汉阳门在正西，平湖门在汉阳门以南，竹簰门又在平湖门东南。明代城西三门是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周德兴“增拓修筑”、武昌城扩建为九门后的情形，九门的基本格局一直维持到清朝后期，其间经历了“嘉靖十四年都御史顾璘重修”，“皇清总督祖泽远增修，雍正六年重修”。[雍正《湖广通志》卷一五《城池志•武昌府武昌府城》。同卷所绘乾隆五十九年（公元1794年）《江夏县图》，九门情形清楚可见。]宋代鄂州城的规模不如明清时期，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在城西设置四门。进而一步，将武昌门与黄鹤山、黄鹤楼的关系，对照汉阳门与同山、同楼的关系，不难看到，《舆地纪胜》中的“武昌门”与《入蜀记》中的“汉阳门”基本一致，此二门很可能是一门二名，换言之，明代初年的武昌城西门有三，很可能是沿用的宋代布局。
鄂州城依山傍江，建筑城垣，形成一个不规则的圆形。
城内有子城，由原夏口城而来。《舆地纪胜》卷六六《鄂州•景物》“夏口城”条：“子城本名夏口城。……张舜民《南迁录》云：鄂城子城，与润州子城、金城、覆舟山城、武昌吴王城，制作皆一体。皆依山附险，周回不过三二里。乃知古人筑城，欲牢不欲广也。”宋时期，鄂州子城的城垣已“缺坏”，[《入蜀记》第五，《陆游集·渭南文集》卷四七，第？？页。]但名称一直保留下来，至明代仍有，《大明一统志》卷五九《湖广布政司•山川》：“黄鹄山，在府城西南，一名黄鹤山，旧因山为城，即今万人敌及子城也。”
二、衙署与楼台亭阁
鄂州城位于长江与汉水交汇之处，“地居形要，控接湘川，边带汉沔”，[乐史撰，王文楚等整理：《太平寰宇记》卷一一二《江南西道十•鄂州》，中国古代地理总志丛刊本，北京：中华书局校点本2007年版。]“通接雍、梁，实为津要”，[《宋书》卷六六《何尚之传》，中华书局校点本1974年版，第1737页。]“历代常为重镇”。[《舆地纪胜》卷六六《鄂州•风俗形胜》。]入宋以后，随着统治中心的南迁东移，鄂州的地位进一步上升。南宋时期，由于宋金战争的需要，鄂州更加重要，州城不仅是鄂州与江夏县的治所，也成为路级机构所在。绍兴年间，荆湖北路转运司从北宋时的江陵移治鄂州；绍兴五年（公元1135年），在鄂州设立都统制司；不久又增设湖广总领所。三大机构皆置司于鄂州城内。
鄂州城地形特殊：城西以长江为限，城中山丘连绵。从西面长江边向东延伸，依次有黄鹄山（今名蛇山）、凤凰山、洪山和珞珈山、桂子山、伏虎山、南望山、磨山、喻家山等，形成一条绵延起伏的山脉。黄鹄山，“在府城西南，一名黄鹤山”，[《大明一统志》卷五九《湖广布政司•山川》。（明）杨士奇《东里文集》卷三《武昌十景图诗序•武昌郡》：“起武昌城西，临江有山屹然而高者，为黄鹤山，郡志称黄鹄山”，北京：中华书局校点本1998年版，第39页。]“俗呼蛇山”。[雍正《湖广通志》卷七《山川志•武昌府•江夏县》。]两宋时期，黄鹄山“起东九里，至县西北”，横贯全城，“林间甚美”；[《舆地纪胜》卷六六《鄂州•景物》“黄鹄山”条。]山之最高处有矶，“上则回眺山川，下则激浪崎岖，是曰黄鹄矶”，[雍正《湖广通志》卷七七《古迹志•武昌府•江夏县》“夏口城”条。]是一处胜景，著名的黄鹤楼就建在矶头。[（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八《江南道三•鄂州江夏》：“鄂州州城，本夏口城，……西临大江，西南角因矶为楼，名黄鹤楼。”中国古代地理总志丛刊本，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页。]
城中之山黄鹄山具有控扼全城的优势，各级官府衙署环布山麓，集中于山的西麓、东麓与南麓。转运使司“在州之清远门内，即旧江夏县及县丞厅也”；湖广总领所“置司在武昌门内”；都统制司先“置司于州治”，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年）“移司于城东黄鹄山之麓，即冯文简公之旧宅也。”[以上皆出自《舆地纪胜》卷六六《鄂州•监司军帅沿革》。]基本上都分布在地势高险的子城之内。
路级衙署之外，江夏县与鄂州同治，衙署坐落在州治东南子城的一座角楼——焦度楼下。[《舆地纪胜》卷六六《鄂州•县沿革》“江夏”条，同书同卷《鄂州•古迹》“焦度楼”条。]
与各级衙署错落交织的是众多的楼台亭阁。
山川形胜历来是官员士夫、文人墨客登临吟咏的最爱，黄鹄山间建有众多的楼台亭阁，子城路府（州）衙署一带尤为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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