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会多少有些不欢而散，当然，说是不欢而散或许有些夸张了。但让范纯仁等一众老臣感受到官家的锋芒倒是真的，让他们心情有些郁结也是真的，太皇太后有些不习惯更是真的。
毕竟临朝听政以来，朝中大小事都是她和中书省、枢密院做决断，已经成了惯例。
这时候少年官家跳出来说你们不能这么做，很突兀，但这举动又完全合情合理合法，你不习惯似乎也只能自己克服。
谁让他是天子是官家，而且眼见着是已经长大了。
高太后怀着复杂的心情赞同了官家，下令枢密院要把此次都监李仪越境战斗的前因后果查清楚，至于如何处理就等调查出结果再做赏罚。
朝会后，侍读学士苏轼整理好朝会记录还没来得及跟上年轻的官家就被太后身边的刘押班请到了宝慈宫。
宝慈宫在大内，也就是皇城的内宅是皇家女眷居住和生活的地方，通常朝廷的官员是不被允许进入的，高太后垂帘听政以来接见大臣一般也都在文德殿。
先帝神宗在位，文德殿也是见见亲近的顾问与大臣地方。
苏轼有点疑惑，高太后为何一反常态要在内宫召见他。
宝慈宫所处的位置要穿过整个前殿，还要再往里去，和朝会的垂拱殿颇有点距离。
“刘押班，太皇太后每天也是这么步行上朝吗？”苏轼走在深宫间的甬道上问道。
刘押班是服侍太皇太后多年的老太监，英宗朝入宫，神宗朝时渐渐成了当时晋升为太后的高滔滔的亲信之人。
“怎么不是呢？太皇太后速来节俭又体恤我们这些下属，就是年逾甲子也不坐软轿，任是风吹雨打也要步行上朝。”
苏轼微微颔首，对高太后愈发的敬重了，在先帝神宗朝时就有耳闻说神宗想为她修建一座更大的宫殿，但高太后以久住宝慈宫不想搬迁为由拒绝了，还劝神宗不要大兴土木，当以身作则推行节俭。
终于，两人穿过重重宫殿来到了宝慈宫。
高太后在退朝后不过比苏轼他们多离开了半刻钟，这会也是刚到不久，她示意苏轼不必拘束，不用在乎什么礼节，随意就坐。
宝慈宫的装饰很素，甚至说得上陈旧，所有桌椅、文案、烛台都有不少年份了，尽管侍从和宫女们收拾的很整洁，可文案上的裂痕和烛台上擦不净的铜绿都是岁月的痕迹。
“不知高太后召下官来所为何事？”苏轼感慨高太后果然是廉洁奉公之余，对于她为何要在此地召见自己这个外臣索性也就直接开口询问。
高太后沉吟片刻，反而问道：“官家大病之后，你侍读官家已有七八天，对官家前后的变化有什么看法？”
苏轼猜到多半与官家在朝会的表现有关，但他在官家大病前接触不多，若说有什么变化，他还真总结不出来。
“似乎更加聪慧，更加努力了。”
他本想加上更加老成，可用老成形容官家似乎不太合适。
“仅仅是这些吗？”高太后追问。
苏轼踌躇了一下，他知道高太后要问的是什么，官家病前对于垂帘听政的高太后和执政的中书省枢密院等重臣颇有微词，有传言说官家甚至说朝会他只能看到一众大臣的背影和屁股，这不满情绪已经溢于言表了。
还有一种说法，说官家因为这些的缘故，对于“王党”反而颇为好感，大有亲政之后要推行新政的架势。
但是在大病之后一切都变了，官家对太后反而更亲近，他本身对朝堂的新旧党争也殊无兴趣，一头扎进史籍，另外也开始研究周边游牧民族。
他本人很难说这是不是官家迫于太后威势，选择隐忍而韬光养晦，等待时机再一朝发难。
只是这些涉及她们祖孙间的皇家内事，他一个外臣适合摊开来说吗？
“苏学士不必忌讳，老身对于乌台诗案这种事也是极反对的。”高太后看出苏轼的顾虑，索性直言。
乌台诗案发生在神宗朝，可谓是苏轼一生的最大拐点。
所谓乌台也就是御史台，据《汉书·薛宣朱博传》记载，御史台中有柏树，野乌鸦数千栖居其上，故称御史台为“乌台”，亦称“柏台”。
元丰二年（1079年），时任御史的何正臣等人上表弹劾苏轼，奏苏轼到知湖州就任后谢恩的上表中，用语暗藏讥刺朝政，然后就牵连出大量苏轼诗文为证。
这件事牵连很广，包括当时的王诜、李清臣、司马光和黄庭坚等知名人士和朝廷重臣。
苏轼本人对当时的新政如涉嫌朝廷放贷的青苗法、两浙路严苛的食盐专卖法、鼓励人告密的手实法等算是非常反感，于是就形诸吟咏，对新法实行过程中出现的弊端进行批评和讽谏。
这事是有的，但是乌台诗案中很多诗词都是牵强附会，算是另一种形式的文字狱了。
苏轼在御史台监狱度过了人生中最灰暗的时光，为此甚至差点身首异处，最终在众多官员上书求情，本朝又没有杀士大夫的先例，免去一死，贬为黄州团练。
名噪一时的大学士自乌台诗案始说是性情大变也不为过。所做诗词从开始的“致君尧舜”的豪放超逸，转变为寄情山水，回归自然。
高太后在乌台诗案时虽是皇太后，但是没有执政权的后宫妇人，对乌台诗案有所耳闻，却徒呼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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